-拥抱海洋文明新加坡是如何发生的

在批评新加坡在政治上实行权威主义的同时,很多人钦佩领导人的实际成就,包括促进人民福祉、向社会开放新思想、创造新机会、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等。

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评价具有代表性。新加坡也常年在全球科技创新、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占据较高地位,在军事、安全、政治领域也拥有独特的发言权。因此,《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的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海洋史教授、全球海事研究中心主任、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专家约翰柯蒂斯佩里(John Curtis Perry)一样,提出了很多“为什么要关心新加坡”的问题,作为发展历史比较晚的近现代国家,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从独立建国到全球重要。

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有一些典型特征或“标签”。例如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已故前总理李光耀、以廉洁严酷的法律制度著称的政府管理模式、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自由贸易港等。这些不同的特征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新加坡在现代化治理方面的特色,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许多人在批评新加坡在政治上实行权威主义的同时,也钦佩领导人的实质性成就,包括促进人民福祉、向社会开放新思想、创造新机会、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如何客观地理解新加坡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入讨论。《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这本书发掘了新的线索。

海洋革命时期的“淡马锡”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对新加坡的历史不太了解。特别是来自早期新加坡历史,或者更多的媒体传播、社交圈的话题。在新加坡年轻一代中,如何适应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中选择等都很引人注目。因此,把握未来有必要从历史纬度重新认识过去的新加坡,正是历史和世界潮流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对未来的新加坡将产生重大影响。《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从“第一个新加坡”的起源开始贯穿新加坡的早期历史,海洋革命、马六甲海峡、贸易货运等成为新加坡早期发展的关键词,也是新加坡等弱小岛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跳板。现在,新加坡似乎成为了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支柱。此后,新加坡精英们很好地抓住了现有的自然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佩里没有采用严肃的历史叙事,而是在生动活泼的描写中植入了深厚的历史,揭示了新加坡崛起的有趣故事。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新加坡不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基本要素。为什么来自美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新加坡的历史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佩里在书的引言部分解释了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作者的父母曾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南亚生活的经历,父母留下的珍贵物品引起了作者童年对东南亚(包括新加坡)的浓厚兴趣。其次,作者长期深耕东亚历史研究,从新加坡起源到崛起的故事非常吸引人。特别是新加坡,凭借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区位优势,成长为国际化城市。正如作者所说,世界上没有乌托邦,但新加坡在当代的成就像乌托邦一样令人鼓舞。

因此,新加坡崛起的故事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引人注目的东西可以说是世界上罕见的奇迹。特别是新加坡早期悲惨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过程,新加坡的创始领导层及其构建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较强的西方国家色彩,学会了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但也保留了东方文明的典型历史和文化特征。

外界对新加坡的了解可能仅限于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独立建国的历史,但新加坡在14-15世纪开始的历史,即新加坡独立前的历史进程鲜为人知。约翰柯蒂斯佩里(John Curtis Perry)用了更多的空间来描写鲜为人知的新加坡历史故事,包括海洋革命、英国殖民时代和日本殖民时代。首先要明确新加坡的起源本身属于海洋文明。在特殊海峡地带意味着生存的困难。虽然随时可能遭受海啸、台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但丰富的海洋生命如作家所说继续生长。包括新加坡的气候、自然环境和特殊区位优势,最终这些先天条件赋予新加坡从近现代逐步走向海洋文明,成为建设国际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

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所属的苏门答腊岛之间,淡马锡是马六甲海峡的中心地带。在14世纪,当时的统治者充分利用了战略位置特殊,加上外来的多元人口,创造了初期的出口能力,在周边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和繁荣了贸易城市淡马锡。经过长期斗争,终于适应了多变的国际形势。15世纪淡马锡发展成为欧亚大陆的枢纽。马六甲海峡被认为是亚洲的“咽喉”,马六甲海域的商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六甲的发展,成为卸货的转口港。这是新加坡的前身。

在早期历史中,新加坡吸引了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海湾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这些来往者充分体现了海上生活的多民族、多文化特征,其中华人移民的影响力最深。当时,中国商船和货物大量进入马六甲,留在马六甲的中国人与当地人结婚,形成了中国文化圈,给新加坡带来了儒家文明、中国人商业和更多的机会。作者认为,散居海外的中国人拥有现成的人脉,为贸易的持续繁荣提供了稳定的支持。另一方面,欧洲人渴望与中国直接贸易,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航线,最终促成了英国政治秩序与中国企业精神的结合和现代新加坡的诞生。海洋革命确实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发展窗口,全球化的开放释放了马六甲海峡更大的发展活力,新加坡逐渐反映了现代海洋革命和全球化的重要性,至今仍是全世界重要的贸易转口港。

在全球航海时代开始的时代,马六甲是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陶瓷和丝绸的重要销售集散地,欧洲海洋霸权国家纷至沓来。1511年葡萄牙进行了马六甲包围战,夺取了马六甲苏丹首都马六甲,但葡萄牙未能在马六甲保持优势,荷兰于1641年夺取了马六甲,并试图开辟爪哇岛和其他岛屿。当时,英国人对汽车的需求大幅增加,贸易竞争加剧,英国依赖东印度公司扩大亚洲事业,新加坡成为天然补给。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成功地开辟了两条海路航线,一条是跨越欧亚大陆的长途航线,另一条是提供东南亚半岛和群岛地区的地区航线,相距很短的距离。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贸易取得实质性增长,成为地区的贸易中心。20世纪60年代,英国将新加坡与规模日益增长的全球有线网络连接起来,与法国开通的苏伊士运河一起,大大缩短了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海岸的距离,加快了贸易、人口和信息流通。新加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的重要港口之一,同时,新加坡把沿海航运作为区域中转港提供的重要服务。作者在马来人和新加坡的早期历史中提到了“格格”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马来文化没有传统的企业家精神,所以很多马来人对商业和工业不感兴趣,长期从事与农业或海洋相关的传统职业。在大规模经济转型时代,马来人开始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新加坡人和马来人的差距扩大了。从佩里的书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新加坡的历史处境,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更是命运多舛。二战后,新加坡结束了日本的军事占领,作家在书中描述了1945-1965年新加坡经历的历史为“走在剃刀边缘”。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后,新加坡这座城市也随之崩塌,百废待兴,重建面临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对新加坡这个商业港口来说,恢复贸易模式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周边贸易港口的破坏,西方航运服务的中断,另一方面,“二战”初期军事政府管理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民怨蔓延。但是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地位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早期积累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是其他东南亚国家无法比拟的。

新加坡作为英国远东贸易中心和军事基地,既是殖民统治的受害者,客观上也受益匪浅。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开始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持续了100多年。1819年,英国殖民地莱佛斯率领舰队从海上入侵新加坡,迫使当时的新加坡统治者签订条约,将新加坡割让给英国,到1824年,新加坡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946年军事政府管理结束后,再次成为英国的管辖区,为新加坡的重建提供了机会。此时,年轻的李光耀不仅接受了英国精英教育,还见证了英国的发展,触动了他的心,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崛起的核心。此后,在新加坡大力发展教育、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新加坡也学到了很多英国的先进经验。

随着新加坡国内精英追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大,1959年英国赋予了新加坡外交和国防以外的自治权,但以新加坡为核心,20世纪50年代末诞生的“人民行动党”希望获得完全独立的地位,并与当时独立的马来亚联盟国合并。1963-1965年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精英们确立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当地制造的产品满足国内需求。1965年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后开始了真正的独立进程,但遇到了当地制造业基础的弱点、大众教育水平的限制、外部资金的大量缺口等新困难。

以李光耀代表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层得到民众的支持,创造了美好的社会环境,重点关注识字教育和社会服务,积极吸引外国跨国公司。邀请战后主持荷兰重建和恢复工作的专家参与新加坡恢复计划。(约翰f肯尼迪,美国电视记者)对此,新加坡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是与国内外精英联合组成复苏小组,成立经济发展局,为新加坡制定重要的新经济计划。二是积极寻求与日本的合作,引进日本企业投资,学习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后期吸引欧美等企业到新加坡,借鉴以色列的发展经验。第三,新加坡稳定的货币和健全的财政政策为新加坡的投资资本、就业机会、知识等新加坡的投资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在书中,作者对新加坡的先进统治模式给予了高度赞扬。此前,新加坡利用自身优势发展银行和金融等服务,完善了港口贸易和制造业,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这背后是新加坡领导层构建的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商业环境。作者注意到了新加坡在现代的三大变化。

第一,注重环境保护。以前新加坡不重视海洋生态环境,在港口贸易、工业制造等促进增长的领域出现了大量海洋生态破坏和环境问题,但现在新加坡特别关注现代城市发展的环境治理,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例如,在新加坡填海工程中,利用焚烧垃圾和工业垃圾作为填海材料,可以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二是创新和创业。新加坡领导层认识到传统工业模式的弊端和增长困境,将开拓外部经济的模式,即为新加坡积累的软件定义为李光耀,通过海外投资创造空间等方式,转变为鼓励新加坡人创业。

第三是“亚洲”价值观。李光耀及同事推崇亚洲儒家文化、承认中国集团对新加坡崛起的特殊贡献、大力推进普通话、等级制度、人伦关系、主张干预主义等都是重要的反映,这反映了新加坡政府领导层的战略实用主义。例如,在早期海洋革命时期和之后战后复苏以及”冷战”时期,新加坡领导层充分利用战略实用主义,在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回顾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和欧洲列强的殖民历史,可以感受到新加坡的“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使新加坡形成了一个务实而折中的统治体系。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加坡的政府统治文化受到了新的挑战。现在,包括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在内,部分国民对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模式有微妙的不同看法。从两个方面来看,新加坡表现出民主开放的样子,通过优越的执政表现证明统治合法性、商业文明、制度改革、社会文化理念等,非常进步。作者认为,新加坡政府为人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责任,作为行使经营权的回报。同时,新加坡政府强大的执政风格也受到各种新的质疑,包括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和对网络声音的媒体警戒。

新加坡政府认为经济健康和政治稳定需要政府中央的规划和指导,人民本身没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作者将其描述为“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服从”,形象地反映了新加坡独特的治理特点。作者在书的最后分析了新加坡成为全球枢纽的可能性。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新加坡面临着亚洲国家崛起的机会,在周边国家中国、印度等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新加坡可以在这种战略形势下获得新的优势。第二。新加坡现有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仍然值得怀疑。例如,批评者直指新加坡政府对人民生活和自由的过度干预,作者并没有据此直接论述,而是得出了较为开放的结论。

2015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给新加坡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和竞争优势,但正如作者所说,李光耀去世意味着新加坡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经过比较长期的稳定发展后,新一代的新加坡可能面临内外新的挑战,也可能是年轻一代的变化,源于外部百年大变局和地缘政治的复杂。2022年8月8日,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前夕发表演讲时提到:“我们周围的风暴正在形成。”未来几十年,该地区不会像现在这样享有和平与稳定。“李光耀曾表示:“我只关心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由此可见,实用主义植根于新加坡。为了应对未来复杂的变化,新加坡仍然可以延续这种实用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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